1940年夏天，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xué)最后一次見到導(dǎo)師、史學(xué)家布爾，在談及英國文學(xué)家阿克頓的《自由之史》時，布爾說了一句話：“我年紀(jì)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边@句話對胡適影響深遠(yuǎn)，“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p>

　　胡適從小性格囂張，沒有禁忌。13歲那年去外婆家拜年，路經(jīng)一座神廟，沖進(jìn)去就把里面的菩薩全給砸了。 雖然事后迫于母親訓(xùn)斥，去廟里贖罪，但自由隨性的氣焰沒有泯滅。

　　另一面，胡適受教私塾，所讀四書五經(jīng)都是朱熹注版本，受程朱理學(xué)影響，養(yǎng)成相對理性的思維方式，年歲越大，對自由與禁忌的考量也越多。

　　在一篇《容忍與自由》的文章里，胡適講了三件事，說明容忍異己對于自由的重要性。

　　其一，胡適17歲那年發(fā)表文章，痛罵《西游記》、《水滸》，“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要求斬殺。沒想到10多年后，當(dāng)他舉起自由主義反傳統(tǒng)大旗，一群同樣“衛(wèi)道”的君子，也說他“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要求予以斬殺。

　　其二， 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羅馬教廷爭自由、要寬容的新教徒，又反過來摧殘異己，以“異端邪說”的罪名，將異見人士捆綁于柴堆，慢慢燒死。

　　其三，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一面贊同“容納異議，自由討論”的原則，一面又?jǐn)嘌?，在白話文問題上不容有反對者，“必以吾輩主張為絕對之是”，這句話尤其讓胡適反感，他覺得，正是這種“我不會錯”的態(tài)度，讓他者喪失了自由，一切對異端的迫害，對異己的摧殘，都由此而來。

　　胡適想說的是，自由不是唯我獨尊放縱自我，自由不是勒令世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長，自由必須以異己的存在為前提。

　　人們總是習(xí)慣喜同惡異，不喜歡異于自己的人事，這是不容忍的根源。另一面，人和人又注定不一樣，差異于性格，思想、行為和信仰，這是人性的根源。兩個根源的纏斗，引發(fā)了人類歷史的無數(shù)悲劇。其實，爭自由不是爭奪一個真理，而是爭取若干個真理能夠并存，因為真理對面不一定是謬誤，很可能是另外一個真理。

　　容忍異己是自由的根本，是前提，如果不能容忍，自由就會成為它的反面：專制，就必定導(dǎo)致思想的唯我獨尊，政治上的極權(quán) 。胡適深諳此理，故能笑對政敵。新文化運動中，植物學(xué)家胡先骕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反對白話，在媒體上與胡適論戰(zhàn)。1925年兩胡在上海見面，一起照相。相片上的胡先骕非常嚴(yán)肅，胡適則滿臉笑容，并在照片背后題詞：我們是兩個反對的朋友。可見胡適對不同意見的寬懷。

　　道不同亦相與謀，胡適和陳獨秀異乎尋常的關(guān)系，也充分展現(xiàn)了胡適不同凡人的大度和寬容。文學(xué)革命中，陳、胡兩人并肩作戰(zhàn)，1919年后，陳獨秀左傾，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與主張改良的胡適漸行漸遠(yuǎn)。后來《北京晨報》被燒，陳大肆贊揚(yáng)，胡認(rèn)為阻礙了言論自由，兩人報上開戰(zhàn)。但胡適非常清楚一個原則，就是雙方即便打得不可開交，也必須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后來陳獨秀多次危難時刻，乃至去世，胡適都伸出援助之手，救濟(jì)其家眷。在胡適那里，容納異見既是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堅持，也是必須完成的個人修為。

　　容忍的態(tài)度就是微笑。在現(xiàn)代中國100多年的歷史里，胡適是個異端，但他是個微笑的異端。與橫眉冷對的魯迅不一樣，胡適的歷史形象斯文儒雅笑意滿懷。對胡適的歷史了解越多，就越能發(fā)現(xiàn)，這種笑不只是一種表情，而是對他人的體恤和尊重，是一種教養(yǎng)和襟懷，一種更舒展的自由主義態(tài)度。

　　《四十自述》里，胡適說他從小看到母親維持一個大家庭的艱難。大嫂二嫂都喜歡將難看的臉色拿給別人看，絲毫不顧及他人感受，對此胡適有切膚之痛，“我漸漸明白，世間最下流的事莫過于把生氣的臉擺給別人看”。就是在這樣生活的體認(rèn)中，胡適學(xué)會了誠摯虛懷，善意待人，體諒尊重別人的感受，給人留余地，不把一張難看的臉拿給別人看。

　　胡適“容忍與自由”的思想，固然來自于深刻的歷史認(rèn)知，但少年成長時期的家庭氛圍，母親的身教，無疑也是其重要的精神源流。

　　在一個戾氣橫行的社會，人人追求個性，發(fā)表觀點，都自以為真理的化身，自由的目的就是消滅對方，自由的結(jié)果就是剝奪別人的自由，胡適這樣的人往往被認(rèn)為世故圓滑，犬儒，沒有立場，但只有豐富人生閱歷的人才知道，這樣并不容易，兼?zhèn)渲袊闹宜≈篮臀鞣郊澥烤?，它需要更豐沛的心性，更開闊的智識，需要對人世更深切的體察和理解，對自由價值更堅定的信念。這樣的人可能并非一座高山，供人仰望，卻是一條道路，引人走向遠(yuǎn)方。

　　前兩年到臺灣，前往拜謁位于臺北南港的胡適墓園。山坡，幾級淺淺的臺階而上，一尊胡適青銅像出現(xiàn)眼前。那天有雨，微寒，適之先生冷雨澆身，卻依舊一抹淺笑，凝視著這個生前為之奔走的世界，滿心悲憫。我想起魯迅，同被譽(yù)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的姿態(tài)是“每以穢物扔人”，以牙還牙，一個都不寬恕!扛起黑暗的閘門，最后自己也深陷黑暗;胡適則理性明哲，包容眾見，堅定自由價值，卻待人處世寬恕，秉持“只有容忍異己，才能保障自由”的價值理念，自有一種肅穆和尊嚴(yán)。有人說魯迅是閃電，胡適是陽光，法國革命是閃電革命，閃電過后，大地依舊漆黑;英美革命是陽光，它沒那么激烈，卻溫厚和煦，普照每個角落。

　　今年2月，是胡適離世50周年。想起以前讀過李慎之先生在浙江大學(xué)的一個演講，說如果20世紀(jì)是魯迅的世紀(jì)，21世紀(jì)就是胡適的世紀(jì)。到底是誰的世紀(jì)不管，但我相信，一個寬宏、豐富、多元并存解放人性的自由世紀(jì)，肯定比充滿敵對、仇恨、爭斗和暴戾之氣的革命世紀(jì)更讓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