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很小的時候，爸爸寫過一本書。因為那個年代，各種亂七八糟的成果都喜歡用集體的名義出來。于是，他寫的書，在署名時，留的是他們教研室的名字。好處是，評職稱時，全教研組的人都拿這個當成果報資料，壞處就是，我爸心里總會有些不開心。同事們調侃道：“要是再來次文革，這本書的作者可就不好找了……斗誰都不知道。”
現(xiàn)在，我感覺，自己比父輩們強太多了，起碼，寫完個稿子，還能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不好之處在于，當年爸爸的書雖然沒署名，可書上印出來的每個字，都是他寫的，而我前幾天寫了條稿子，發(fā)出來時，居然里頭有幾句話壓根兒不是我寫的。那我就想說了：“誰讓你們給明星審稿噠?審完能給我看看不?中宣部、出版署的紅頭文件我見過，他們見過不?他們知道哪些不能寫不?稿子出政治問題，算誰的?再來次文革，斗誰?”
我還在當編輯的時候，有回交了條明星采訪，稿子過得很順利。可是，到看彩樣時，我發(fā)現(xiàn)，稿子開頭的兩問兩答被刪了。于是，我拿著稿子，“咻”一聲跳到主編面前，稿子“啪”摔桌子上：“現(xiàn)在有兩個解決方案。一、整個采訪去掉，不能上。你們開天窗好了;二、把作者的名字鏟掉，改彩樣的錢，我出!”
我是有點欺負人，但那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是我寫的稿子，每句話、每個字都是有原因的，修改的前提是大家來商量如何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樣悶聲改，沒把稿子直接丟改稿人的臉上，就已經是給面子了。
當時，主編的臉色很難看，“版面放不下了，我只是替你刪了兩句而已。”
“是我腦子壞了，還是你腦子壞了。你看看稿子，我憑什么一上來，就問明星發(fā)新片的事兒?我賤啊?改稿你吱聲啊，我天天在公司呢吧?”
說完，我丟下300塊：“你還是選第二個方案吧，把我的名字鏟掉。呃……稿費，我還是要的!”
最終，他們沒讓我掏改版面的錢，瘦馬還專程為這事兒跟我聊了一下午，說主編做法不對，說我，方式方法不好。
現(xiàn)在，作為一個職業(yè)作者，我早就沒有這樣的火氣，我不可能要求現(xiàn)在的編輯都像我一樣強勢，采訪完，直接告訴明星：沒得審稿，是啥樣就啥樣。想審稿，就別上我們雜志了。
但即使這樣，有的雜志做得就會比較好些，明星審完稿子，會來一封郵件，告知：哪些地方明星想改改，看有沒有辦法?
而有的雜志社則很差勁：悶聲改稿，直到發(fā)刊，我才知道，稿子最終被改成啥樣了。
我不能說，雜志拿采訪稿給明星審是犯賤，畢竟除了稿子，雜志社可能還要在很多別的地方跟明星合作。但是，作為編輯，如果連改稿需要和原作者商量，這種起碼的常識和尊重都沒有的話，那你就還是去找爛作者寫爛稿吧，你們會比較合得來。
我可不愿意為明星宣傳們寫的那些騷情詞負責，他們愿意改，署明星自己名字好了。如果那些話讓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署名的話，憑什么讓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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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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