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外曾經(jīng)做過這樣一個總結(jié)：到中國待一周時間，你可以回去寫一本書，豐富精彩;到中國待上一個月，你還能寫出一篇內(nèi)容翔實的游記;待上一年，讓你寫一篇關(guān)于中國的千言隨筆，都會無比艱難。

　　因為熟悉，反而陌生，這是一個有些哲學意味的命題。西人角度看去，中國這樣文化淵源大異的社會環(huán)境，哪怕都穿上洋裝，哪怕也是高樓林立、道路堵塞，骨子里的不同，也會在每一個細節(jié)中流露出來。這樣的不同，不是待上一年兩年便能接受融合然后消除。這是文化沖突。

　　卡馬喬在中國的合同時長，從履新到“協(xié)議解約”，他在中國停留的時間，還不到22個月，因為洋教練既要熟悉中國情況，幫助中國足球解決問題，也必然要堅持自己的生活習慣。22個月的體驗，按照老外的歸納，一篇日記都只能寫得磕磕巴巴，但我相信，卡馬喬會出版一本關(guān)于他個人中國經(jīng)歷的書。因為有這樣的市場需求，很多中國人都特別想從西人的視角來看自己。文化沖突的存在，在一個傳媒劇變的時代里，總是需要各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同一個現(xiàn)象。而如果是在二元文化沖突中，兩者之間，總有一方偏強，一方偏弱。中國社會在面對西方文明時，總有一種發(fā)虛的不自信，這更讓大家產(chǎn)生一種“對方怎么說”的心理探究欲望。哪怕“對方”在這次沖突中，沒有太多值得尊敬的理由。

　　卡馬喬去職，對雙方都是一種精神上的解脫，當然卡馬喬還有一筆巨額合同補償，300萬歐元以上，中國足協(xié)至少提前送走了中國國家隊歷史上戰(zhàn)績最差的一位主教練。有媒體如是描述：“他到來時，是職業(yè)生涯最輝煌、薪資最高的最大牌‘國際名帥’，臨去了，留下的是名聲破敗不堪，節(jié)操碎了一地的中國足球……”

　　卡馬喬為什么會失敗如此?這個話題，足夠讓人對他未來那本中國紀行之書產(chǎn)生一點兒惡趣味的期待。冷漠、傲慢和推卸責任，是中國媒體在“6·15慘敗泰國青年隊”足球慘劇之后，給卡馬喬貼的一些標簽。然而中國足球的外籍教練歷史上，德國人施拉普納、英國人霍頓、塞爾維亞人米盧蒂諾維奇、荷蘭人阿里漢、塞爾維亞人杜伊科維奇和福拉多·彼德洛維奇，再到西班牙人卡馬喬，蔓延二十余年，六任洋帥，算得上成功的，只有帶領球隊打入2002韓日世界杯的米盧一人。

　　只是數(shù)據(jù)羅列，民粹主義呼喊“中國隊應該是中國人執(zhí)教的球隊”，但是在整體國家足球水平現(xiàn)狀面前，高洪波以及他的前任朱廣滬、戚務生、徐根寶們實在缺乏說服力。這六任主教練，有施拉普納這樣口號高于能力者，也有阿里漢和卡馬喬這樣，球員時代遠比教練時代成功者，可整體而言，他們的執(zhí)教履歷和足球視野，都不是中國足球的井底之蛙能夠比肩的。

　　霍頓本是國家隊主教練，后來因為執(zhí)教國奧預選賽失敗而下野，十年之后，孫繼海、郝海東都和我說過，霍頓一定意義上是他們足球意識啟蒙的教練;阿里漢也有過2004年亞洲杯進入決賽的成績;杜伊和福拉多，是一對倒霉蛋，不過杜伊在2006年世界杯帶領加納打進了十六強。米盧之外洋帥的集體崩潰，哪怕他們來自不同足球背景文化，最終都“失去了對更衣室的控制”。

　　因為和洋帥一起到來的文化沖突，無端中生出層層矛盾，體現(xiàn)在組合一支球隊、和足協(xié)這樣的管理機構(gòu)等多重細節(jié)中。洋帥有的需要絕對權(quán)力，有的需要管理機構(gòu)給予足夠的后援支持，初來乍到，大家還可以勉強湊合，時間稍長，各種矛盾都將浮出水面，最終不可收拾。沖突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國足球的一次次慘敗。

　　美國人雅瑟·亨·史密斯在百年前寫就的《中國人的性格》里，對中國人的顯性包容和隱性排斥，有著細致入微的描述。對于足球這種完全西方式的文化，或許只有“全盤西化”，才能得到一些良性結(jié)果，因為兩種文化沖突時，必然有一方要讓步才有融合的可能。對待洋帥這樣，前恭而后倨，倒霉的總是中國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