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姆?托賓大概是當代愛爾蘭作家中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一位，在過去幾年中，他幾次到中國，出席各種公開活動。他給人的印象是談笑風生，隨和親切。他會拿著他那副從中間開合的眼鏡，對著攝影記者的相機擺出搞怪的姿勢，他會在朗讀會上為活躍氣氛，大方地演唱他作品里寫到的一首歌。然而，當談起小說創(chuàng)作，當在回答記者關于他作品的提問時，他說到最多的一個詞是“沉默”，換言之，“文如其人”這句中國老話在托賓身上是最不適用的。他的小說常常靜得出奇，靜在人物都傾向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藏在心里，幾乎從沒有酣暢淋漓地爆發(fā)，靜得缺乏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沒有高潮，甚至好像都沒有“事”發(fā)生。

這種讓敘事歸于平淡日常的手法，在他的巔峰之作《大師》以后變得越發(fā)明顯。他的上一部長篇《布魯克林》寫一個從愛爾蘭移民去美國的小鎮(zhèn)姑娘。在這段離鄉(xiāng)背井的旅程中，性格溫順的女主人公并未遭遇特別的坎坷，抵達紐約后，在神父的安排下，既有了棲身的住處，也找到一份應付自如的工作，后來還結識了一個情投意合的男友。與一般移民題材的小說不同，托賓把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之間的戲劇沖突完全內化為人物的心理掙扎。時隔五年，他的新作《諾拉?韋伯斯特》（Nora Webster ）采用同樣的路數(shù)，刻畫一個寡婦如何走出喪偶的悲傷、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波瀾不驚的發(fā)展中不斷跳出讀者對故事或人物的預想，展示了小說更多的可能。

諾拉?韋伯斯特的原型來自于托賓的母親，托賓的父親在他12 歲時去世，小說的時代和地理背景就設置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賓的家鄉(xiāng)。在很大意義上，這是一部最貼近他個人經歷的小說，可他沒有從自己的視角來講述父親過世給家庭造成的沖擊。他在給英國《衛(wèi)報》的撰文里說明，回顧當時，“我不記得自己有任何感覺”，失去父親給他投下的不是明顯的悲傷，而“只有一片空白”。但是，在那片空白中，年少的他對周遭的一切變得格外警覺，“那給了我完整的回憶，因此，在《諾拉?韋伯斯特》里，有的場景，連最微小的細節(jié)——房間里有誰，誰講了什么話，誰看了誰，誰沒有講話—— 都是實際發(fā)生過的?！?/p>

書中的諾拉四十出頭，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兩個年長的女兒在外地讀書，家中有兩個尚在念中學和小學的兒子。剛經歷了喪夫之痛的她，沒有帶著葬禮上的淚痕而登場，也沒有表現(xiàn)出刻意的堅強，只是有些慍怒，厭煩了人們對她的關切，卻又無從拒絕。獨立持家的生活徐徐展開，可她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個決定，似乎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似乎都面臨錯綜復雜的牽絆，會有引發(fā)震蕩的危險。

然而，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托賓，他有一種非凡的克制力，從來不讓這些戲劇性的矛盾激化、走向極端。小說里，諾拉的命運幾度出現(xiàn)令人擔憂的轉折：她原先的雇主念及她可能生活維艱，主動召她回去，她卻在上班以后背著他們暗中加入了工會；現(xiàn)今辦公室的主管是當年關系與她不和的同事，時常對她刁難呵斥；70年代，北愛爾蘭局勢惡化，她在都柏林念大學的二女兒參加抗議活動，一度與家人失去聯(lián)系……可狡黠的托賓總是在正面沖突即將爆發(fā)、故事可能走向令人扼腕的悲劇時把筆鋒一轉，將矛盾化解，雇主對她加入工會的舉動雖氣惱但沒有記恨報復，她與有齟齬的主管雖未和好，但也通過反抗為自己爭取了利益，從此和平共事，失聯(lián)的女兒在幾經焦急的找尋后證明安然無恙：一次次的逢兇化吉，仿佛是在故意掃讀者的興。

如果說幸福圓滿的結局早已成為當代小說家自覺規(guī)避的俗套，那么托賓則走得更遠，在緊扣寫實的同時他試圖抹除小說可能有的故事性，而不厭其煩地用細節(jié)吸引讀者走進小說的時空，直至與主人公形成認同，變成不可分的一體。托賓小說的讀者，也不能再只是一個被情節(jié)牽動的故事聽眾，需要真正走入文字創(chuàng)作的世界，感同身受地體驗主人公所體驗的一切，閱讀變成了一次征程，而不是無關痛癢的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