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外尋找朋友之際，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亞熱情接待了他。在遠東的地緣政治格局下，這個隱然成型的日澳同盟像是兩只相互取暖的刺猬：它們都發(fā)現，自己在本地區(qū)沒幾個談得攏的朋友。

就像它的地理位置一樣，澳大利亞在歷史上一直處于亞洲的邊緣。這是一個位置尷尬的國家，某種程度上像是個走錯了房間的陌生人。如果說菲律賓是一個“在亞洲的拉美國家”，那澳大利亞就是一個“亞洲旁邊的歐洲國家”。這個國家在很長時間里（也許至今如此），彌漫的是一種英國的外省心態(tài)，有時連英國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澳大利亞人原本是被英國拋棄的一群人，但卻常常表現得比英國人更英國人。一貫毒舌的記者John Gunther曾說，對澳大利亞而言影響最大的六種進口物是：飼養(yǎng)綿羊、兔子和狐貍的引進、本土植被、土地價值，以及對英國的認同。最后一種也許影響最為深遠。

在這種心態(tài)下，澳大利亞人談論亞洲的時候常常就好像他們還是生活在歐洲。歷史上，他們的眼光一直盯著歐美，政治人物對歐美政局有時比對澳大利亞本國的狀況更關注。澳大利亞人的地理想象力一貫受英國歷史影響，對歐洲了解得比亞洲多，對亞洲了解得比大洋洲多。毫無疑問，那時的澳大利亞并不會因為自己與亞洲近在咫尺就把自己算作是亞洲的一部分，這就像當年的惠靈頓公爵雖然出生在都柏林，但當愛爾蘭人想認他為愛爾蘭人時，他回答說：“你不能因為一個人出生在馬廄里，就把他當作是一匹馬?！?/p>

實際上，澳大利亞人最早覺悟到亞洲的存在時，伴隨著的是一種大禍臨頭的強烈恐懼? 感——這種恐懼主要是擔憂日本從海上入侵。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一度咄咄逼人，這造成了澳大利亞人一塊難以治愈的心病，那就是對亞洲人入侵的焦慮。二戰(zhàn)中日軍的行動使這一恐懼變成了事實，不難理解，在二戰(zhàn)結束時，澳大利亞曾是最積極主張審判日本天皇的國家，而現在最反對日澳同盟的也是二戰(zhàn)老兵。在一百多年前，澳大利亞人甚至經常擔憂自己墮落成熱帶文化，而帶上某些“亞洲”特點，諸如身體“孱弱”、“懶散”和“胸無大志”。這些周期性的恐懼和焦慮，其根源是一致的，即如何處理澳大利亞毗鄰亞洲（甚至作為亞洲一部分）這一事實。

然而，另一方面，亞洲又是一個機會之地。1919年，《布里斯班電訊報》總編T.W. Heney就曾說：“每個澳大利亞的生意人都應該在自己的頭腦中印上一幅中國地圖?！币粋€龐大而蘊含無限機會的亞洲市場的想象，有時也左右著澳大利亞人的搖擺不定的決策。這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無可反駁的事實：澳大利亞在經濟上早已和亞洲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因此，雖然在文化上與亞洲距離遙遠，但在對國家命運的考慮中，有時經濟也會偶爾壓倒文化因素。頗能表明這種搖擺與交戰(zhàn)心態(tài)的，是當年一位澳大利亞記者談及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對日本經濟依賴的一番話：“過去受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控制是夠糟的，但是那時候我們至少還能用英語跟我們的老板交談?！?/p>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澳大利亞的政治家終于決心重塑這個國家的認同：它應該脫離西方，而致力于成為亞洲的一部分。當時的總理基廷說，澳大利亞不再是“帝國的一個分部”，必須成為一個共和國，其目標應是“融入”亞洲?？傊?，無論好壞，澳大利亞的未來與亞洲的前景命運相系。那時基廷喜歡說，他要把澳大利亞從一個亞洲的“古怪的局外人變成古怪的局內人”，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論”中評論道：“這是一種矛盾的說法，因為古怪者不能入內。”在他看來，澳大利亞變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它實際上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亞洲人只是以一種“漠然的寬容”接納了它，但內心仍把它看作是門口的一個陌生人。

澳大利亞人一貫認為，既然他們不管世界，世界也就不該管他們。這種態(tài)度如果貫徹在他們與亞洲的關系中，或許反而能使雙方更各得其所，既然它們彼此都還不習慣靠得太近。與含蓄的亞洲文化相比，澳大利亞即便在英語世界中，也以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毫不隱晦著稱，早有人說過，普通的澳大利亞人“寧可跑半里路也不愿坐下來深思五分鐘”。這未必不好相處，但在敏感的地緣政治中，這樣的風格也可能被視為魯莽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如今的日澳同盟，看似是一種更深地介入亞洲的姿態(tài)，似乎澳洲大陸板塊正進一步向亞洲漂移，但在骨子里，它卻是美澳同盟的延伸。美國助理國務卿阿米蒂奇在2001年曾對澳大利亞人明講，他所說的“聯盟”意味著“澳大利亞的小伙子和姑娘們愿意為保衛(wèi)美國而捐軀。這就是聯盟的含義”。從這一意義上說，澳大利亞的反對黨沒說錯：繼續(xù)與亞洲交往，但沒必要選邊站，這會更符合澳大利亞的利益——至少，沒必要只和一部分亞洲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