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回到北京居住，高健和妻子每天下樓時，心里恐怕都會有些不適。他們不知道下樓出門的過程中，是否會遇上那個人，也不知道遇上之后，對方依舊會那樣的冷眼冷面。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創(chuàng)造了中國體操的極度輝煌之后，高健從體操中心主任的職位上引退。此后一年大部分時間，這個在體操界奮斗了大半輩子的老人，都在山東家鄉(xiāng)的小院和妻子安然度日。逢年過節(jié)時，他們也會回到北京體育總局大院內。

　　北京的住所同一個門樓的樓下，住著他曾經(jīng)的徒弟，現(xiàn)體操中心副主任、國家體操隊總教練黃玉斌。大院里的人說，高健夫婦有時下樓遛彎碰上了打個招呼，黃玉斌常常視而不見。曾經(jīng)名滿天下的一對師徒，曾經(jīng)一同撐起中國體操天空的搭檔，冷漠如此，哪怕在競技體育這樣的名利場，也算是相當奇葩了。

　　師徒的決裂，開始于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鎩羽而歸，那一屆奧運會上，體操隊只有滕海濱奪得鞍馬金牌。當時擔任體操中心主任的高健，痛定思痛，決定分解體操隊的教練主管權限，黃玉斌不再大權獨攬，有過通家之好的師徒關系一點點蛻變，由冷淡到陌路，由陌路到不堪。即便2008年將中國體操推上了一個歷史性的高峰，彼此相得的關系也無法恢復。

　　圈中著名的“大黃”黃玉斌，1999年出版過一本自傳，《我是劍我是火》，是對其個性的寫照。這是一種中國競技體育氛圍內，相當普遍的性格類型，好勝、倔強、堅韌，卻也容易失之局促。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在任何一個中國行業(yè)里，似乎都普遍存在。一個成功的運動員，退役之后如果還要留在體制內，勢必要獲得相應的地位。有了相應的地位，經(jīng)歷了一段適應期之后，勢必又要獲得和這個地位相應的權力。久而久之，循序漸進，由成績到地位到權勢的轉變，成為了一條競技運動領域內的自然生長線。振興中華的女排，只要沒有出國，都獲得了省級體委副主任級別的退役待遇，這等同于副司局級，孫晉芳張蓉芳們都是如此，陳招娣在部隊體系里都已經(jīng)是將官。此后的奧運冠軍們，被獎掖的官身級別不可能這么高，但退役之后落個處級干部是沒有問題的。成績轉化成官銜級別，成了不成文的行規(guī)。

　　然而賽而優(yōu)未必仕而優(yōu)。反倒是在這樣的利益混搭交錯的環(huán)境里，一些扭曲的關系誕生了。師徒之情、同袍之義，大部分情況下敵不過利益之爭。以管理體系去執(zhí)行的一些規(guī)矩，未必能理順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黃玉斌之于高健便是如此。高健作為體操總管，為了2008年的成績，做出下屬權限調整，北京奧運會的金牌績效成功了，可他一心栽培的高徒，卻不能接受自己作為一個管理者的身份，反目而去。

　　類似的事情并不少見。羽毛球領域內，有過金牌教練李矛，和李永波關系不好，在帶董炯之后，于國家隊無立足之地，不得不出國找工作，最后在韓國培養(yǎng)出中國羽毛球的敵手;王軍霞和馬俊仁師徒關系破裂，不是因為權力，更是因為利益——當年承諾獎勵給王軍霞們的國際賽事高額獎金，她們到現(xiàn)在也沒能拿全;更早的跳水教父徐益明離開國家隊，隨后于芬和周繼紅的矛盾。這樣的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

　　對中國體育最大的歧視，莫過于“頭腦簡單，四肢發(fā)達”。事實上，四肢發(fā)達的人，頭腦從來不簡單，中國競技體育從業(yè)人員，或許缺乏系統(tǒng)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學識，但在金字塔里奮斗到塔尖的人物，怎么可能頭腦簡單?然而他們恰恰缺乏系統(tǒng)教育，退役之前，積累的社會閱歷極少，一退役就進入到官僚體系，圓融通滑的手段沒學會，好勝斗狠的競爭意識卻半點兒不差。所以有人說，內斗最狠的，往往就是體育系統(tǒng)。

　　這是一種很無奈的狀況，高健再見到黃玉斌，那種心中的無奈。而這樣的故事還不會休止，黃玉斌的高徒楊威退役了，出了本自傳《楊我國威》，還在復述著自己恩師遭遇過的不公。公與不公，在一個管理體系或者官僚體系里，怎么可能非黑即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