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曾有許多社會邊緣人群被城市列為不受歡迎的異類：流浪漢、賣藝者、小商販、異族人、無業(yè)農民，如此等等?，F在香港人又為這個漫長的清單增添了一個新的類別：內地孕婦。
事情乍一看是十分簡單的：一些感到已難以忍受的香港人，在報上刊登了一個巨幅廣告“反蝗蟲”，原因是他們聲稱涌入的內地孕婦侵占了原本屬于香港人的社會資源。“蝗蟲”這一比喻本身是很耐人尋味的，流露出香港人內心的想法：富于侵略性的“敵人”正在奪走我們的蛋糕，而這個“蛋糕”本身是一個固定的常數，只包含有限可利用的資源，因此當分蛋糕的人增多時，似乎可取的辦法并不是通過市場調節(jié)去做大蛋糕，而意味著一方贏則另一方輸的零和游戲。
要批評這種情緒性反應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事實是：2011年內地孕婦在香港生產的35,000多個嬰兒(全港整體為9萬)中，其中96%都是有香港政府認可的預約的，即他們都是在港府以“發(fā)展醫(yī)療產業(yè)”的名義下許可入境的。這本身是醫(yī)管局和私立醫(yī)院(意味著市場機制)在拓展內地市場的利益，只是在此過程中錯誤估算了負荷，又并未像一些香港市民所希望的那樣做到“香港人優(yōu)先”。尤為諷刺的是，在開放自由行前早有人提出內地孕婦問題，但著眼點卻是收費，港府及立法會部分議員還認為內地孕婦來港生產可以幫助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正是當年一些曾力排眾議要給這些“蝗蟲”居港權的人，現在變成了“反蝗蟲”、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觀的人。
不過問題真正的關鍵恐怕并不在這里，香港人大概也不會因為看清楚了“事實”后就翻然悔悟，覺得“反蝗蟲”只是射錯了靶子的非理性之舉。說穿了，內地孕婦的事只是某種情緒得以爆發(fā)的一根導火索，是龐大冰山顯露出來的一個角。理性地爭論內地孕婦的個案固然必要，但卻未必能平息香港人的這種情緒。因為孕婦只是一個縮影，象征著香港人近年來面對內地時優(yōu)勢漸漸喪失的一種惶惶不安的焦慮感。
自身也是香港人的劇作家林奕華曾說，香港人的價值觀中充滿了實用和世故的判斷，而且香港人有一種無法拋開的殖民地情結，“骨子里對說來說去都講不標準的普通話有著十分微妙的排斥傾向”，以至于香港女莫文蔚因為是在臺灣走紅的，“香港人有不少把她視為國語人，只要一跟國語掛鉤，大家便會想到土氣”。然而近十多年來，面對著內地蒸蒸日上的發(fā)展，香港人卻漸漸感到競爭的壓力，以至于21世紀初香港電影只剩下一種女人：充滿焦慮。“至于構成焦慮的主因，我認為是因比較而感到腹背受敵的壓力——大陸和臺灣的女性對于性和身體，不都是愈來愈有自信和從容?”(《等待香港：永遠的香港人》)
這當然也是人之常情。內地的城市面對“外人”競爭時也不無同類情緒，余秋雨筆下的上海人看起來也和香港人類似：“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鼻靶┠觊_放自由行，出發(fā)點是為了讓內地游客帶動香港的旅游業(yè)及相關產業(yè)，但這些掃貨的游客們固然帶來了金錢，卻也讓香港人感受微妙。如果說以前算是“既需要、又鄙視”，那么現在雖然同樣需要，但內心已經不無酸澀。就像倫敦人看到出手闊綽的俄羅斯人和阿拉伯人時，也羨憎交織。這種自信心的削弱和擔憂日積月累，其結果就是需要找個機會發(fā)泄出來。
面對一個新興而蓬勃的浪潮時，本地人常常都會處于一種本能的防守心態(tài)，第一反應往往是捂緊自己手中的袋子。明清時南方的客家人由于要和當地人爭奪學額，以致造成同一民族內部連年不斷的土客大械斗。但在一個開放而自信的社會中，這樣外來的移民并不是威脅，而是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幾年前香港議員們確實是把內地孕婦及其嬰兒視為機會的，直到現在發(fā)現有些香港市民將這視為威脅。
從某種程度上，這種“威脅”常常因為不滿情緒而遭到無限制的放大。去海外的日本游客1993年僅有1200萬，按人口份額計算遠小于大部分發(fā)達國家，但在西方，人們卻感覺他們已“過度存在”。這種錯覺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隨處可見”、常常一群人團隊出行，而且又令人討厭地富有。同樣地，在二戰(zhàn)及戰(zhàn)后初期的西歐，許多人也不喜歡美國大兵，原因也一樣：他們看上去太多、太有錢、太暴發(fā)，吸引走了本地也許是最漂亮的姑娘(當地最珍貴的資源之一)。事實上，中國人現在也被世界各地的人漸漸地“隨處可見”了。當人們懷有這種心態(tài)時，就算你什么也不做，他們也會感到焦慮，因為你的“過度存在”本身就讓人不舒服。
換個角度說，香港的這次茶杯里的風暴也可說是對內地蓬勃發(fā)展的一次委婉的承認。只不過很遺憾地，人們沒有足夠意識到，那些并不是簡單的“威脅”，它其實也是香港這座城市莫大的機會。如果香港只是香港人的香港，那它也許就一直是南海之濱的一個小漁村了，它也就不會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香港了。或許可以這么說：任何一座現代城市，其生命力都源于這種開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