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稱贊他是英雄，另一些人則指責他是恐怖分子、罪人和強奸犯，對他發(fā)出全球通緝令；支持者把他視為擊敗巨人哥利亞的大衛(wèi)，而反對者則譴責他像本·拉登一樣使用卑劣的不對稱攻擊。從來沒有人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成為一個全球性意見領袖，當一些企業(yè)宣布不再向他提供支持后，全球黑客自發(fā)進行報復。他既受到瘋狂崇拜，又遭到刻骨憎恨，但兩邊都認為他發(fā)動了“第一次信息世界大戰(zhàn)”。當然，你已經猜到，他是阿桑奇。

自從他所創(chuàng)立的維基解密網站三次披露總計74萬份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戰(zhàn)爭文件及秘密外交電報之后，圍繞他的激烈爭議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外界大多把視線盯著他所揭露出來的秘密上面，但這一事件之所以能夠被載入史冊，并不在于那些秘密本身，而在于它對機密信息獲取的方式、規(guī)模、來源帶來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如果說人們有爭議，那就在于：人們現在尚處于這一沖擊波的旋渦之中，無法認定它究竟帶來的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內幕人士披露一些機密，這不是什么新鮮事，“水門事件”的內幕就是由神秘線人“深喉”提供給媒體的；但在維基解密出現之前，從來沒有那么多人能一下子獲得那么龐大的原始機密信息。這種獨家披露，以往是記者的專利，但阿桑奇卻并非記者，他只是建立了一個技術平臺，并決定將他人自愿提供的資料（他恐怕難以仔細審核所有這些海量信息，甚至無法辨別其真假）予以公開。

他之所以決定公開這些信息，秉持這樣一種信念：公民理應有信息自由和知情權。即便美國人也難以否認這樣的原則：如果美國政府干了某些見不得人的事，那么防止它濫權并予以監(jiān)督的首要一條就是公開事實真相。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年“水門事件”和“萊溫斯基”事件中，美國“動搖國本”也要徹查到底的原因所在。令美國政治家倍感尷尬的也正是這一點。就像古希臘戲劇中的場景一樣，如今的悲劇在于：爭議雙方所各自秉持的原則產生了相互沖突。美國政治家希望維護國家利益，而阿桑奇則支持公民信息權利，就其自身而言這都是最高的善，但它們卻彼此對立。

很少有西方政治家公開站出來支持阿桑奇，相反，他們中一些人的發(fā)言表明他們將自己視為受攻擊的一方。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宣稱維基解密的行為是“對國際社會的進攻”（這是試圖讓其他國家加入反對它的行列），意大利外長佛朗哥·弗拉蒂尼則將之視為外交領域的“9·11事件”——這看起來簡直跟譴責本·拉登的語氣一模一樣。

阿桑奇當然不是本·拉登，但兩人確實有一個相同點：他們都領導著一個非國家行為體對抗超級大國，也因此成為國家公敵。一個民間自發(fā)的跨國非政府組織，通過一種非對稱的打擊手段和技術力量，竟然讓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窮于應對，這聽起來簡直猶如通過阿基米德支點撬起了地球。似乎還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維基解密只是又一個新的例證，表明非國家行為體正日益活躍，并走向全面復興。

在國家力量尚無法全面控制政治邊界以內整個社會的時代，非國家行為體的活躍原本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不馴服的部落、土匪、海盜、異教徒、黑幫等等，都常常游離于國家控制之外，過著既自由、自治又無法無天的生活，有時甚至取代并行使一部分國家職能。但大致以1750年為界，歐洲近現代的絕對主義國家發(fā)展并完善了國家的強制系統(tǒng)，逐漸控制、吸收或消滅這些與國家關系不明確或公開對抗的非國家集團。和古代相比，現代社會的暴力現象遠遠要少得多，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任何現代國家，除了國家以外的任何行為體使用暴力都是非法的。

然而，在現代技術和組織能力的武裝下，非國家行為體正在再度興起。在索馬里這樣的國家，政府不是支配性角色，武裝派別、民兵、小團伙、部族之類的非國家行為體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發(fā)達國家，網絡黑客和跨國公司也十分活躍。進行戰(zhàn)爭、發(fā)行貨幣等等，以往都被認為是現代國家所獨占的，但這些年來，我們已親眼目睹：基地組織竟然能發(fā)動并進行一場戰(zhàn)爭，而網絡上的虛擬貨幣也實際上侵蝕了國家壟斷的貨幣發(fā)行權。

這不完全是好事：在一個主要由國家權力組成的國際社會中，雖然國家無法了解他國的真實意圖，但交往的規(guī)則和國際法是清晰的；然而非國家行為體卻完全不遵守（或它們認為沒必要遵守）這類規(guī)則。因此，當代一些沖突的特點是：一些最殘忍血腥的戰(zhàn)爭行為，常常是非國家實體造成的；而情報機關通常無法有效地監(jiān)控并提供它們發(fā)動襲擊的警告?？鐕镜呐d起也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利，據說可能導致一個全球帝國的降臨。

但這也不全是壞事：現代非政府信任網絡的強化和擴展，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無數NGO（非政府組織）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而按照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的觀點，現代國家無法控制國際間流動，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在這個過程中，網絡尤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技術支持。說到底，這沒有絕對的善惡：難以控制的非國家行為體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它們的行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爭議，或許也是因為人們現在還無法適應這一新情況。

無人知道那個新世界將會是怎樣：它會帶來一個更多元并存的美好未來，還是一個脫離控制之后無政府主義般的混亂？或許二者兼而有之，畢竟在這個過程中，可能真的“破壞即創(chuàng)造”，它既能帶來對抗干預的自由權利，也可能增強不同行為體之間沖突的可能性。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有時候追求人類自由，距離無政府主義僅有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