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近170年后，上海迎來了建城以來的第一次高潮。

作為第一個舉辦世博會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這一次的重視程度可謂空前。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強調(diào)，要“不講條件、不計得失、不遺余力”地服務好世博，便是這種決心和雄心的明證。整個園區(qū)有上一屆的20倍大，其目的正在于搭建一個足以展示中國的宏大舞臺，借用Daniel Burnham當年的名言：“不要做小的規(guī)劃，因為它們不能激動人心?！倍虾Ｊ啦┤绻荒苓_到激動人心的效果，那這次表演就已經(jīng)失敗。

這種雄心勃勃的進取心倒是常見于早期舉辦世博會的歐洲列強。19世紀歐美大型展館（尤其是博覽會和博物館）迅速發(fā)展，因為各國都看出它與國家尊嚴（national prestige）及人民自豪感（civic pride）密切相關，所以無不投以巨資興建堂皇而令人敬慕的場館。1851年倫敦博覽會的水晶宮被視為那個時代的重要象征，有歷史學家評論它“幾乎完美地將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博覽會所服務的資產(chǎn)階級利益合法化”，它引入了一種對烏托邦式的、由科技推動的對未來的樂觀想象，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并且希望有助于創(chuàng)造）一個生氣蓬勃、進步、前瞻性的民族”——不難看出，這種精神狀態(tài)同樣適用于本屆上海世博會，也是其潛在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這些宏大而又接連不斷的舞臺上，各種文化的代表競相展示自我，它既喻示著一個被連成一體后縮小的世界，又要求人們突出自己的個性和差異。政治學家Timothy Witchell曾用“展覽的世界”（world-as-exhibition）一詞描述那個年代的歐洲城市，在那里城市是“一塊有規(guī)劃和視覺安排的地方……所有事物的組織和組織起來的事物都在代表、在回想，猶如一種更大意義的展覽”。當時中國還僅僅被視為一個古怪的東方國家，在1903年的大阪博覽會上，清朝展館被組織者劃分到與朝鮮、琉球、印度、夏威夷等一起，中國留學生認為把中國與“原始落后”的民族并列的這一劃分，是一種蓄意的侮辱。而今，中國也在整體上步入這個“展覽的世界”，在整個國民心理上就能看出這種大幅轉(zhuǎn)變：當今中國流行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敢于表現(xiàn)自我。

因此，世博不僅代表著中國人對現(xiàn)代性的渴望、接受和展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表明這個國家已經(jīng)進入消費社會。本雅明曾說19世紀末的“世界博覽會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地”，在此他含蓄地承認了世博與消費文化/消費社會的興起之間的關聯(lián)。世界博覽會所激發(fā)的消費文化帶動創(chuàng)新和象征能力，它曾在歐洲大城市成為“瘋狂消費的夢幻世界”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也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典型場景。自晚清以來，上海就一直是中國的經(jīng)濟首都，而今，幾輩中國人所追求的現(xiàn)代化夢想又在此吹響號角，后世的歷史學家或許會將這一屆世博視為一個新時代開端的標志。

它的意義還不僅如此。整整100年前，清政府在南京舉辦南洋工業(yè)博覽會，意在向列強和國內(nèi)批評者作一次最后和最大的努力，以表明“傳統(tǒng)的領導方式是有能力使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消費中國》）。這也是現(xiàn)代社會的典型畫面之一：世界博覽會、紀念碑落成典禮等壯觀的大場面，常常被各種報道和廣告宣傳所圍繞，在此“國家力量的展現(xiàn)成為大眾教育和大眾消費的對象”（《英國的課業(yè)》），同時還將它合法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結(jié)束，1995年約翰內(nèi)斯堡立刻就舉辦了一屆雙年展，作為對它的道德承認，如今“一個國家通過舉辦雙年展來表達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的意愿”（《藝術(shù)的終結(jié)之后》）。

對上海本地而言，也恰好借著這樣一次時機對整個城市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升級改造——有時甚至讓人不免覺得有些過火，這就好像以“客人要來上門”的名義將自己家整個重新翻修了一遍?；蛟S正如龔鵬程所言，“地方政府有錢沒處花，乃現(xiàn)今內(nèi)地之普遍現(xiàn)象”，因而各地都絞盡腦汁想要借著某種名義來推銷并升級城市建設，新的城市意義被嫁接到原有的地貌上。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本身就是充滿了現(xiàn)代性含義的舉動：每個地方都競相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用市場營銷術(shù)語來表達就是“品牌形象”），試圖給外界留下一個鮮明、正面，而又有差別的形象，以便在人們的大腦記憶中占據(jù)一個特定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沒有上海世博會，中國也已經(jīng)步入一個“展覽的世界”，而世博只是將這種競相展現(xiàn)的活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并成為它最具象征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