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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的9月11日，一個名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的埃及青年，駕駛著美國航空11號班機，撞向了紐約標志性建筑，世界貿(mào)易中心北塔。10年后，一個名叫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的埃及人，接替被擊斃的本·拉登，擔任基地組織的領袖。本·拉登，以及被眾多恐怖組織奉為精神領袖的賽義德·庫特伯也是埃及人。“9.11”十周年之際，GQ特派記者前往埃及，尋著穆罕默德·阿塔的足跡，采訪了對他的思想產(chǎn)生大影響的學者和部分親友，嘗試了解一個在現(xiàn)代社會正常成長的青年人，怎么最終變成了恐怖分子。

　　一、

　　幾乎沒有什么人記得這個叫穆罕默德·阿塔的人了，即便是他曾經(jīng)就讀的開羅大學建筑系。

　　7月中旬，在這個充滿歐陸風格建筑的校園里，學生們正忙著期末考試，大多數(shù)人手里都捧著厚厚的復習材料。這是一個龐大的校園，同時在校的學生人數(shù)有15萬之多。校園里面的男女學生穿著還相對保守，相當大比例的女生都戴著面紗，甚至不少人穿著只露出雙眼的黑色罩袍。

　　從開羅大學正門進入之后，我一路詢問建筑系的位置，同時打聽指路人是否聽說過穆罕默德·阿塔。在到達建筑系之前，我問了大概七八個大學生，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建筑系辦公室里，年輕助教阿瑪爾(Amar)小姐負責接待我，她剛從英國留學回來，我稍微介紹了阿塔的情況之后，她表示非常驚訝，不敢相信這是出自她所在的院系的畢業(yè)生。她表示很愿意幫忙，自己也想知道關于這個人多一些的細節(jié)，但查詢了一陣，她顯得很無奈：首先，跟阿塔同屆或者同時在校的學生早就畢業(yè)多年了，這里顯然不會有認識他的學生;其次，建筑系是大班，教授們一般情況下不會記得每一位教過的學生。而且，現(xiàn)有的材料中，這個人都沒有留下太多痕跡。

　　好不容易才找到建筑系內(nèi)負責部門行政的一位老先生，他說記得穆罕默德·阿塔，然而問他有什么印象，他卻說不出什么來。這位老先生說，十年前好像還有人時不時說起他，但是這幾年再也沒人提起過了。

　　不知道是刻意，還是確實是不經(jīng)意，阿塔消失在這個大學里。雖然，因為他10年前所做的事情改變了整個世界。

　　記憶只保存在一些人的腦海里。經(jīng)過一番周折，我很幸運地找到了一位認識阿塔的 人——他的學長，任教于開羅大學建筑系的納比爾教授(Prof. Nabeel)。在他的辦公室里，納比爾教授向我講起了他對穆罕默德·阿塔的印象。

　　“他是我的學弟，那時候我比他高兩屆。我們建筑系有一個傳統(tǒng)，一般學弟對學長都比較尊敬，也經(jīng)常主動幫學長做一些雜事。時不時幫我做點兒雜事的就是穆罕默德·阿塔?！奔{比爾教授說，“我對他的印象相當不錯。他是一個很文靜謙虛的人，話不多，聲音不高，很有禮貌。我們算不上很熟悉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時不時會在系里或者大學里的其他地方見到，他都會很有禮貌地跟我打招呼。 另外，我聽說他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律師，對他的管教很嚴厲?！?/p>

　　納比爾教授還重點提到了一點，阿塔看起來并不是一個非常宗教化(Religious)的人，一切看起來都非常正常。

　　“2001年的‘9·11’事件發(fā)生之后，我們都驚呆了;當媒體上說19位劫機者的頭領居然是穆罕默德·阿塔的時候，我們更是不敢相信。不過，大家也都在質(zhì)疑，這到底是不是美國的陰謀呢?至今誰也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jù)來證明，那個人就是我們的穆罕默德·阿塔。只是，阿塔確實從那之后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了。”

　　納比爾教授的說法，我后來從埃及的第一大報《金字塔報》的副主編瑪·瓦里先生(Mamdouh Al-Waly)處得到了印證?！?·11”事件之后，埃及的媒體和民間輿論除了譴責恐怖襲擊以外，就一直在懷疑這個事件的性質(zhì)，其中美國陰謀論是主要的論調(diào)，但是很快就過去了，并沒有引起埃及社會對本國宗教極端主義的廣泛深入的思考、討論和反省。他們不相信，恐怖分子和自己有任何關系。

　　二、

　　穆罕默德·阿塔于1968年出生于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區(qū)域的一個小鎮(zhèn)，10歲隨父親搬到了開羅。

【在阿富汗寺廟中休息的恐怖分子】

　　在所有人描述中的那個阿塔安靜、靦腆、禮貌而聰明。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主要的方向是伊斯蘭法與民法。從小家庭很富裕，阿塔沒有感受過貧困，上最好的中學，考上最好的大學。表面上，這是全球化之后，一個標準的精英中產(chǎn)階級的成長故事。如果阿塔繼續(xù)在埃及生活下去，他還將繼承父親的事業(yè)，或者獲得別的薪金優(yōu)渥的工作，成為所謂的成功人士。

　　1992年，在一對負責埃及和德國交流項目的夫婦的協(xié)助下，阿塔到漢堡—哈爾堡工業(yè)大學攻讀城市規(guī)劃課程，他的人生軌跡因此發(fā)生了巨變。

　　阿塔在去德國之前，只在埃及的歌德學院接受過短期的德語培訓，他的德語非常笨拙。從親友的講述中可以感覺到，語言上的障礙，使他不斷意識到自己生存狀態(tài)的窘迫。他在抵達德國后，就經(jīng)常給家里寫信或者打電話，表達對這種窘境的不滿。

　　阿塔從來沒有離開過家庭的照顧。他的媽媽和兩位姐姐一直負責照顧全家的起居飲食，阿塔的自理能力因而比較弱;因為嚴厲的父親禁止，阿塔也從來沒有跟鄰居的小孩玩過，即便在學校也被認為過于靦腆。他到德國后，這種人際關系處理上的困難，讓他感覺“非常無助”。

　　二戰(zhàn)之后的德國，納粹主義遭到打壓;歐洲普遍推行“種族平等”和“多元文化”的寬松政策，而隨著中東、北非和阿拉伯世界戰(zhàn)亂的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移民涌入歐洲，加劇歐洲本土民眾就業(yè)困難，給國家福利系統(tǒng)帶來巨大壓力，激起了本土的排外情緒，極右翼勢力借此得以復蘇。此外，歐洲宗教界高喊歐洲日漸被伊斯蘭化，正在喪失傳統(tǒng)的歐洲文化特征，號召歐洲人抵制伊斯蘭宗教，捍衛(wèi)基督教教義和文化。這些觀點為極右勢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阿塔作為一個深膚色的埃及穆斯林，在德國非常容易受到挑釁和攻擊，也時常聽聞類似案件的發(fā)生。

　　阿塔必須找到一種辦法，應對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窘迫。

　　面對這種問題，很多人會采取主動的積極的態(tài)度融入當?shù)氐纳缛?，熟悉當?shù)匚幕妥约旱脑形幕龀霰容^，調(diào)整自己的認識;而另外一些人，由于自尊心或者文化優(yōu)越感等因素，對有異于自身的異域文化采取抵觸的態(tài)度。甚至為了證明自己的文化更加優(yōu)越，進而主動強化自己的原有文化和信仰。這種種行為在個人遭受攻擊的時候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對外在個人的語言和肢體的攻擊內(nèi)化為對族群的文化信仰方面的攻擊，進而產(chǎn)生仇恨而不斷地采取抵抗甚至是攻擊的態(tài)度。阿塔屬于后者。

　　在埃及時，阿塔對伊斯蘭信仰顯得比較隨意，不那么上心參加禮拜、更不會主動提及宗教。到德國之后，他突然變得虔誠起來，非常頻繁地去清真寺做禮拜和參加宗教討論。他較為熟悉的兩位德國朋友Volker Hauth和Ralph Bodenstein后來在接受澳大利亞ABC電視臺訪問時形容，他們認識的阿塔，是一個對宗教很虔誠，并且非常仇恨美國的埃及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