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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回來后沒多久，李敦白就成立了自己的商業(yè)咨詢公司。隨著《60分鐘》節(jié)目的巨大傳播效應以及中國經(jīng)濟與全球的互動加速，越來越多的公司、品牌主動找上門來，傾聽李敦白的建議，在他的幫助下，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佳切入口。

　　那時候，除了做商業(yè)咨詢，李敦白還在西雅圖當?shù)氐囊凰髮W教歷史。在課堂上，他試圖向年輕的美國學生解釋中國人的情感方式，中國人做事的邏輯，這些都源自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和美國人有許多的不同。在佐以自己經(jīng)歷的故事講解這些差異時，李敦白的腦子里時常神游天外，回到將近70年前，回到最早和中國結(jié)緣的那一刻。

　　“我本無意待在中國?！边@是李敦白的英文回憶錄《留下來的人》的第一句話。

　　事實上，他壓根兒就沒想過這一生會和中國連在一起。不過，20世紀的時代急速轉(zhuǎn)折把一切都裹挾了進來，包括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李敦白。1941年年末，日本在珍珠港投下原子彈，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還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讀書的他被迫應征入伍。

　　那時候，李敦白還叫Sidney Rittenberg，在中學時是一名拉丁文優(yōu)等生，還會一口流利的法文。本來他想去歐洲戰(zhàn)場看看，結(jié)果美國野戰(zhàn)部武斷地認為，他們需要派一些有語言能力的人去亞洲。當時美國軍隊里會說亞洲語言的人太少，只能挑那些有語言天賦的人現(xiàn)學，于是，在一場陰差陽錯的語言測試之后，李敦白被派到斯坦福大學學習中文，以協(xié)助太平洋戰(zhàn)場美軍的行動。

　　當乘坐的飛機從巍峨的喜馬拉雅山上空飛過時，李敦白見到了之前從未見過的雪山高原，一種異樣的情愫突然間擊中了他，讓他對即將去的國度產(chǎn)生了莫名的期待。不過，他們到的第一站是印度，在加爾各答旁邊的肯加拉帕拉營地，他們遭遇了來到遠東后的第一個敵人：痢疾。整個翻譯團的人幾乎全都躺倒住院，等到他們終于戰(zhàn)勝了疾病，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了：日本已經(jīng)宣告無條件投降!李敦白更加覺得此次中國之行會是一次輕松愉快的旅程——在那里，他可以練習中文，也許還可以結(jié)交幾個陌生國度的朋友，然后，再回到美國，繼續(xù)自己之前的生活。

　　在昆明的開明書店，書店老板幫他起了“李敦白”這個名字——在“李白”的名字中插入一個“敦”字。也是在那時，李敦白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中國人所受的苦難：除了物質(zhì)上的極度貧乏，軍隊和警察也無法無天，隨意欺壓百姓。美軍總是高人一等，無形中加重了這種苦難。美軍卡車軋死一匹馬他們則賠付150美元，而軋死了一個人只賠償26美元。李敦白十分想幫助苦難的中國人，卻又不知如何下手。

　　當時，所有共產(chǎn)黨的報紙在昆明都被查禁，但李敦白還是漸漸知道了延安，他無意中結(jié)識的中共地下黨員，也遠比貪婪的國民黨軍官更讓他喜歡。他開始對延安有所向往，同時為眼前的不公和悲慘，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深刻的負罪感——他小時候上的是教會學校，雖然不信教，卻相信內(nèi)心救贖的力量。就在這時，美國新婚的妻子寄來了離婚申請要他簽字。個人婚姻的失敗更加重了他的落魄，卻也增加了他對新的、更好的生活的期待。他決定，要去延安看看!

　　從這個念頭升起的那一刻起，李敦白自己還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jīng)與中國緊緊連在了一起。隨后的幾年中，李敦白不但和白求恩、埃德加·斯諾一樣，成為支持中國革命的國際友人代表，還結(jié)識了一些生死之交，這些友情一直到后來回美國從事商業(yè)咨詢，依然時不時為他帶來想不到的好運。

　　在1947年從延安轉(zhuǎn)移的過程中，他和他當時的妻子負責照顧同樣負責宣傳的彭迪、錢行夫婦。這夫婦倆都有肺病，他們當時一路吃喝拉撒都在一起，互相攙扶、鼓勵著，隨著部隊走完了這段戰(zhàn)略轉(zhuǎn)移的小長征。當時部隊里流傳著他們兩對夫婦“三用臉盆”的故事：晚上這唯一的臉盆做四個人的夜壺，早上起來水沖沖洗臉，然后煤灰一刷就用來打稀飯……這些故事流傳很廣，感染、鼓舞了無數(shù)人，其中就包括那位率商務(wù)代表團去美國的李瑞部長。

　　“那些年，您有沒有想過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沉浸在他的往事中， 水到渠成地問出這個問題。

　　“當然!”他的回答多少讓我們有點吃驚?！拔以?jīng)被斯大林誣陷，說我是美國間諜，坐牢6年。但1952年剛剛出獄后，我就申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還想加入中國國籍。那時的我，根本沒想過這輩子還會回美國?！?/p>

　　20世紀初，共產(chǎn)主義是世界熱潮之一，受召喚的人往往都有著堅定的理想主義和堅韌熱情，什么也不能挫折他們。在獄中的6年，李敦白每天看中文版《資本論》和報紙，對中國的革命充滿樂觀。不過，來自高層的一紙命令使他的愿望不能成真。周恩來總理親自找他談話，問他，“李敦白同志，你要想一想，你是作為一個美國的中共黨員宣傳作用大，還是作為一個中國的中共黨員作用大?”于是他保留了自己的美國籍，成為了當時唯一的美國籍中共黨員。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李敦白在中國的榮譽達到頂峰。那時，他可以接觸黨內(nèi)的重要文件，甚至可以看到中央外辦對于接待赫魯曉夫來訪的指示。但是每次運動一開始，他都擔驚受怕。“文革”中，他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激進的造反派，可沒過多久，他就被當成外國間諜關(guān)進了秦城監(jiān)獄。這一關(guān)就是九年零六個月。

　　1977年11月他終于出獄，得以和家人和自己的4個孩子重新相見。他在友誼賓館有了一個臨時的家。兩次被冤入獄，前后坐牢16年，但他沒有絲毫怨恨，反而總是想如何和過去的老朋友和老領(lǐng)導們進行和解和寬恕?？墒?980年，突然地，年屆六十的他帶著一家人，搬回他已經(jīng)35年沒有回去的美國了。

　　“其實到1979年，我一直沒有離開中國的念頭。當時有一個社科院的領(lǐng)導問我，李敦白你是不是動搖了，要回到美國去了?我爭辯不過，都給氣哭了?！彪y以想象，一位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經(jīng)歷了這么多政治斗爭和風波的老人，在忠誠受到質(zhì)疑的時候，竟然還會哭泣。這個畫面有點悲涼。

　　經(jīng)歷了十年牢獄之苦的他還和從前一樣，但“文革”之后的北京卻不一樣了。到處有刺眼的差別：友誼賓館是專供外賓下榻的，之前為了維護國家形象，友誼賓館門前的路和市場總是很干凈，不過現(xiàn)在到處是果皮紙屑。另一方面，北京突然到處建起了新樓，不過蓋的時候偷工減料，也沒什么設(shè)計，以至于一蓋好就讓人覺得是舊的，還露出一大堆未鋪設(shè)好的電線。

　　最讓他覺得寒心的是一些看不見的改變：“朋友”現(xiàn)在成了互相能夠交換好處的人;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后門”，隨著“向前看”口號的提出，越來越多的人真的開始“向錢看”……這些都讓他覺得，1980年的北京，離抗戰(zhàn)結(jié)束時的延安，甚至是離50年代中期的北京，都越來越遠了。他的信仰沒變，可是人們的信仰卻變了，權(quán)力和資本成為新的信仰中心。

　　對于李敦白來說，他1980年回美國的決定顯然是明智的。在斯坦福大學學習中文的時候，他就有一個夢想，要在中美兩國之間，做一個架橋的工作。在1980年，他覺得在中國這一端，他已經(jīng)盡力了，能做的也就這么多了。沒想到，中美的經(jīng)濟合作突然緊密起來，而他之前在中國的一切積累，包括那些失望、沮喪和期待，以另一種方式讓他和中國再次發(fā)生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